一位朋友，因为没有征求他本人意见，就不亮他的尊姓大名了，他在微信上说：这两年的落马贪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均系劳苦大众甚至最底层贫民出身。一则，红二代红三代即便有天大的事一般也不会“出事”（薄是个例外，谁叫他利令智昏僭越犯上破坏帮规）。二则，实话实说，红色贵族阶级出身的人，对金钱的贪欲及贪腐的情节，确实不能跟那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相比。他们也贪嘴，但吃相毕竟好看一些。据说台湾国民党中枢诸公，多为“国二代”，就都很清廉；而陈水扁，却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就比较贪财。道理同上。
作为曾经的“穷二代里面的穷二代”也就是几乎最穷的穷二代，我其实是很赞同上述判断的，这么说好像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但如果你不敢直面真实，一天到晚以解读领导精神为能事，或者一天到晚以和“群众”站队为能事，那还是真正的学者吗？其实我早就和一位未谋面的朋友在短信里专门探讨过官二代富二代为官与穷二代为官的区别问题，一个基本共识是：官二代总体要强于穷二代。
穷二代普遍没有品尝过金钱滋味，更不知道财富的运行规律与逻辑，通常会把钱看得过重。即使抛开贪腐问题不谈，穷二代大多没有见过大世面，在很多问题上缺乏举重若轻能力，为官作宰时也很容易把政策重点放在“钱”上，而不是放在更重要的正确、公正、平等的规则制定与维护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治下的南非是如此，过去十年间中国大陆房地产政策亦是如此。甚至推崇成王败寇逻辑，知识结构不行又深怀救世济民情怀与抱负，为了达到自以为正确的目的，不择手段，不惜破坏法律与规则。
然而，古今中外，我们从未见到过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时代和国家会成为真正富强和平的时代和国家。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只讲意图伦理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过去十年，那些相信而且推崇政府可以不遵守行政逻辑、肆意通过限购限贷等各种侵犯市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手段、通过天上掉陷饼似的保障房解决大多数人住房问题的“穷人思维”者，本来有不少踮起脚尖是买得起房的，但总是等着救世主大恩人，结果在十年的房价疯涨中一步步滑入“下流化”陷阱，大多数人陷入真的买不起房也等不到保障房的困境。
更可笑的是那位“百姓利益代言人”不仅让百姓陷入困境，而且还被外媒曝出家族27亿美元巨富丑闻，其人则传闻被其前任评论为党内最大伪君子。因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草莽村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无知则是生命中不可原谅之恶。那些以为只要“代表多数”就可以无视规律和规则的人们，最后都无一能够逃脱规律和规则的惩罚。在人类文明早已进入政治职业化专业化的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尤其像中国这样深受阶级斗争毒害的人民，却普遍还在简单、幼稚、无知的“身份代表”的思维框架里止步不前，以为和自己出身相同的人，才更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
在刚刚曝出的河南高考替考事件中，“枪手”也多是农村学生，陈方的《贫穷的孩子更容易被诱惑？—— 从“高考‘枪手’多是农村学生”谈起》谈到贫穷不仅让人更难抵御诱惑、而且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进而反过来危害比他更贫穷的人。当下中国，高考几乎是底层阶层流动的唯一主流渠道。当同样出身底层的孩子作为“枪手”去替权势者的孩子参加高考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为权势者替考，又将“踩死”多少“当年的自己”？但是他们并不这样想，眼前七八万元的好处费成了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们以为有权势者的庇护，一切都不会东窗事发。“记得河南作家李佩甫说过一句话，‘贫穷对人性的伤害比富裕对人性的影响要大的多’。这种伤害其实不仅仅体现在对利益诱惑的免疫力上，有些时候，它可能还会体现在价值观的塑造上。很多时候，也许他们更服膺成王败寇的法则，内心更倾向于用成败来衡量世间万物，而不是用价值观念去衡量一件事。”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网络上正疯传《南风窗》杂志的一篇报道：在河北南部的邯郸，21名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农民工，组成一个团伙，偷偷实施着一个令人发指的罪恶。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已成功锤杀4名工友，并制造“矿难”假象，骗赔约185万元。这是一个比电影《盲井》所描述的现象还要残酷的世界。
可是，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里，一直有着丑化富人美化穷人的道德倾向。总是妖魔化富人，说他们富是因为不守规则。结果呢，不仅造成全社会对富人的仇恨，而且造成全社会对规则的蔑视。
阶级斗争思维害死人！也害死一个国家和时代！
我非常喜欢北京大学眼科中心主任、北医三院眼科主任马志中教授《写给2014年北京大学毕业研究生：正派、明理、达人、韧性》中关于“正派”一词的描述：“首先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世界好人多。这是不能怀疑的。这是一个自然的法则。宇宙中的恒星们都是正派的星体，否则就成为流星而被撞成碎片。尽管这种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人类也一定遵从这个法则，如果坏人成为了主流，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一切不守正当秩序和规则的存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恐怖的存在，他们自己也会因横冲直撞而终有一天被撞成碎片。这便是宇宙的因果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