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永州被逼卖淫案触犯了众怒丝毫不为过。近日，该案受害者的母亲唐慧由于不满永州市公安局对罪犯“立功认定”申请，连续向多部门投诉，被永州市公安局以“闹访、缠访、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为名，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的处罚。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大呼：“对这样一个苦命母亲劳教，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而人民网舆评呼吁“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人民日报则发布微博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也许在相关部门眼里，对待“无理取闹”的最牛钉子户就要祭起严刑峻法，但在老百姓眼里，这却是击穿了“东方政治伦理的底线”。我想，这个所谓的“东方政治伦理的底线”不难理解。那就是，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没有“击鼓鸣冤”，“小白菜们”何以能够沉冤昭雪？6年前，这名永州幼女被胁迫卖淫3个月，接客百余次，还遭到轮奸，染上了性病，落下终身不育。其母亲唐慧历尽千辛万苦，自力救出女儿，并以跳楼相逼，才得以启动刑事程序。法院审理过程依然一波三折，直到今年6月湖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永州妈”的故事让我还想起了“祥林娘”。当年轰动全国的佘祥林冤案中，寻找佘祥林被害妻子的任务，是由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一个农村妇女完成的。其母杨玉香确信孩子是被冤枉的，一方面印了800多份寻找儿媳张在玉的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同时继续去县公检法部门上访， 结果同样在看守所被关9个半月。虽然佘案如今平反昭雪，但是公众不希望“祥林娘”的悲剧在“永州妈”的身上重演。即使如相关部门所说，这位母亲“哭闹”、“跪地喊冤”、“连续滞留”并以“撞墙相威胁”，但这些举动并没有超出“击鼓鸣冤”者正常的生理心理反应。在身心遭受如此重创的母亲身上，我们还忍心使她遭受“二次伤害”吗？

    这也让相关部门进一步反思，何以“击鼓鸣冤”这种原始的直诉制度依然是不少受害人的不二选择？我们的诉讼文化到底出了哪些问题？我想根源不在民间，而是我们一些司法部门仍然自以为是万能的“包青天”，而不是拜现代的司法之神。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诉讼文化。与传统的“明镜高悬”，“明察秋毫”完全不同，现代司法的正义之神自比是个瞎子——被一块黑布结结实实地蒙住了双眼。要让正义之神摆平正义的天平，就必须学会自我纠错，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尤其是被冤屈者的声音。正是因为相关部门的自我蒙蔽，才有了佘祥林和赵作海，才有了诸多的“被神经病”和安元鼎，也才有了暴力维权和层出不穷的“死了都要访”。正所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如果官员死不认错，那对于依法治国来说只能错上加错。

    不久前，河南省高院首开“主动纠错”先河。面对质疑，院长张立勇指出，司法权威必须是来自群众发自内心的信服和尊重，而不是法官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和评价。从近几年纠错的实践来看，面对错案，勇于承认、敢于负责，推行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更能赢得群众认可。只有当“击鼓鸣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现代诉讼模式以及辩护制度“明镜高悬”，才能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所说：“法治环境已成为一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检验一个地方的法治振兴是否完成了62%，永州一案应是一个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