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满清，似乎是一对冤家——满清就灭在国民党手中。然而，这一对冤家又自有其碰头之处：那就是满清入关和国民党败退台湾之时，他们面对的境况极为相似。这相似就在于：都是面对一个比较为发达的地区文化。满清面临的是一个以儒家为国家哲学的中原文化；而国民党面临的是一个大和民族的殖民文化。更为有趣的是：他们都能因时变化，积极面对，结果也都顺利实现了文化转型。

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文化上。

提起满清，人们经常难以忘记的是老汗王努尔哈赤的赫赫武功，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二世皇太极在文治上的成绩，对于一个帝国的构建来说，后者更加重要。任何一个王朝的成立，都要靠武力抢夺政权，也就是后来经常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意。武力强者引发革命，革命最后总是以推翻一个固有的政体而宣告成功，但这只是革命的初级阶段。革命后，最重要的是建设阶段，这一步走得好与坏就决定了这场革命的真正价值与内涵。可惜，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革命者，他们崇尚武力，却往往忽略了在武力压倒一切以后的事情。清醒的人都知道，暴力只是手段，但不是目的，人们臣服于暴力，并不是喜欢他，只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方法可行了，暴力是人们能够承受的最后底线。如果一味的挑战人的承受极限，那么肯定会出现更加暴力的人，将前面的暴力资源占有者推翻。

皇太极对这一点看的比他父亲清楚。这位喜欢读历史的马上英雄，其实并不只是拥有强悍的外表和精准的箭法。他读过元史，当然知道元朝——这个马上游牧民族曾经的辉煌与陷落，当年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几代父子，和他们父子一样，从草原的方寸天地里起事，所向披靡，最后占领了最大的土地，可是，在他们相继死后，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天下就归了姓朱的。原因是什么？姓朱的皇帝的子孙们不知道，可是他看得清楚，蒙古铁骑可以征服天下最锐利的军队，可是征服不了一个东西——人心。他们用暴力来治国，但最后被人们用更暴力的手段推翻。

皇太极知道，征服人心，比攻城陷地更厉害，而征服人心，靠的同样是人心，只不过这里更包括着一个定量的概念。这个概念自皇太极以前，没有哪一位马上英雄搞清楚过，所以他们的武力天下无双，但如同流星一样，瞬间的闪亮后就消失在灿烂的星河里。汉人外表羸弱，但内里坚韧，这一切并不完全因为人数众多，还因为汉家天下的形成结构有其合理性。他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土地为疆系，形成了稳固的家庭结构。唯其稳定，才能保证人口茂盛，资源丰富，人民故土意识浓厚，家族意识强烈，这一切也是构成儒家文化的基础。汉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和这个合理的家庭形成结构有关；相比之下，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则近于原始状态，他们流动性强，稳定性差，土地对人的束缚几乎没有，资源获取方式也全靠掠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桀骜不驯，崇尚武力，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反复不息。这其实都是资源匮乏造成的。游牧民族崇尚武力，但是在文化上却相当落后，既没有一个能钳制思想的大一统的文化信念，也缺乏约定俗成的政治道德，大家都习惯了“有枪就是草头王”，过于自由散漫，缺少诚信，才会纷争不断；同样的，大家缺少规则约束，权威统治，都不按牌理出牌，也导致各自急功近利。

清晰地分析出了汉人与自己的不同后，皇太极在加强军备的同时，开始着手一个更艰巨的工作——推行汉化的步伐。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努尔哈赤始终持敌视态度，皇太极则不同。内阁制度是两个汉人帮他建立的，一位是范文程，一位是宗完我。后者的出身比较有意思，他是奴隶出身，在努尔哈赤时代为满人做奴，但皇太极发现了他的才华，将他赎身出来，参加了考试，还给予了重用。于是，宗完我后来成了皇太极手底下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的臣子。而他提出的内阁制度与明制基本相似，也是分为六部，各部除尚书外，还下设承政两人，一为蒙古人，一位满人，相当于明朝的各部侍郎。但这个人员组成是多民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挟挟制的体系。还有参政八人，官制与明朝比较接近，也设立了起监察作用的都察院。宗完我设立的制度虽与明廷相似，但起的作用却大相径庭。要知道满清在皇太极以前，其人事建制还是非常原始的，努尔哈赤在朝时，朝中大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能说上话的还有八大贝勒也就是八旗之主，根本谈不上人事制度。努尔哈赤死后，也没有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他确定的是八个旗主共同议事的制度。

在文化上，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也开始全面复兴儒家文化。

在台湾，人们信奉作为一个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于是，我们看到：在台北市中正国小，四年级二班的小朋友们每天的早自习也都是在洪亮的诵读声中度过。他们读的是很多成年人都未必能完全理解的四书：《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在复兴街的一个社区妈妈家里，小朋友下课后聚在一起也是在读《老子》、《庄子》、《论语》、“唐诗”。这些被很多成年人认为深奥难懂的中国经典，小朋友却都能朗朗上口。甚至有的刚刚读初小的小朋友都已经能背整本《老子》、半本《论语》了。孩子们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读经教育，不但使中文水平能长期持续进步，更从这些经典中学到做人处事的道理，这着实令家长及老师又惊又喜……  想想看，现在有的中国人，几乎已经是忘了中国文化了，很多中国的孩子连中国繁体字的书都不能读了。打开经、史、子、集而不能读，还要靠翻译，就代表这个孩子不可能了解深度的中国文化。历史早就证明了，一个民族如果被击败，首先是因为放弃了传统的文化。一个没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还想要去吸收别人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会眼光短浅，心胸狭隘。只有当失去一样东西以后，才能发现它的珍贵。很多事情都是一样，不仅仅只是让学子们去学习经书这一件。
台湾对孩子们的这种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非但没有使小孩子变成小书呆子，很大程度上，反而是提升了孩子们的文化基础水平。台湾人认为在课堂上教孩子读的不应该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抑或是“小老鼠上灯台”之类的儿歌，这些在电视里、生活中，孩子接触得已经足够多了。课堂所传授给孩子的，“第一，应该是《论语》；第二本书是《老子》；第三本书可以在经、史、子、集当中随便选。”台湾的孩子们，第三本书读的就是“唐诗”了。

就是靠了这种文化生产力，台湾很快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

其次，他们的相似还表现在土地政策上。

皇太极刚即位后，他把游牧民族的生产模式改变了，强调以农业为本，开始了走上了农耕化为主要生产来源的汉化之路。我们知道，任何改朝换代的时刻，其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先来自于经济制度上的。皇太极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以骑马为主的满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专勤南亩，以重本劳”，这是皇太极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方针，而在这个大方针的前提下，皇太极做的另一个了不起的事就是解放了大多数汉人奴隶。农奴制度是满清延续多年的制度，努尔哈赤时代仍然在使用，辽东的汉人对此多有不满，抵抗行为实有发生，也有很多汉人逃离土地，令田亩荒芜。皇太极即位后推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将汉人编入民居，由汉官管理，对于稳定辽东民事，起了很积极的作用。皇太极后来又效仿汉朝制定科举制度，实行考试入选的原则，门槛放得极宽，其考生范围扩大到汉人奴隶群，有很多汉人奴隶经过考试后成功“洗底”，与满人有同等的地位，比如宗完我。皇太极执政年代，奴隶制度基本上被农业生产所取代，满清由落后的奴隶社会走向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这是汉化的功劳。

国民党也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才开始认真考虑土改问题的。

台湾的农民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没有地的佃农们——他们占了台湾农民的四分之三——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要向地主缴租,一般租率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达70%。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陈诚1949年1月份上任,3月,他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发出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搞土改?共产党以土改赢得农民,国民党失去农民而失去大陆,这让国民党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

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地主收产量的37.5%。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 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 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 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早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占3成,搭配补偿。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农民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

有许多人曾经担心,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会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卖掉土地,农村再度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台湾土改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除了当局对于土地流转有严格的法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农会发挥的作用。 台湾农会实际在农村扮演了农村信用社的角色。当农民发生经济危机时,农会出面担保帮他们贷款,这样使得农民不至于走到破产卖地的境地。 农会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克服经济困难,但使得农民不随意卖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给农民独立的权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说,“一次,一个台湾‘陆委会’官员陪我在下面走时告诉我: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钱。他指着前面说,你看那块地,值上千万呢。农民卖地是相对理性的,他知道哪块地能卖哪块不能卖。只要不用权力去兼并,他们本身有自我调节功能。”

农民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这恐怕是上世纪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种胡麻的台湾农民也想不到的。

满清跟国民党，一个是被打倒者，一个是打倒者；一个是征服者，一个是败退者。然而，在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时，他们都能与时俱进，洗心革面，从而也为谱写自己一段辉煌的历史。